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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影無所不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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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轉錄」世紀末台灣電影 by盧非易

新世紀就要來臨了,在進入新的時代之前,全球各地的傳播學者都專注地觀察著「全球化」(globalization)與「聚合化」(convergence)在世界各地媒介市場上的變化。這樣的變化將影響著我們的未來生活,也將牽動我們文化的命運。 「全球化」意味著世界各地的社會、文化、體制、個人生活,正產生複雜而交互關連的快速變動。生產與消費跨過國家界線,提供不同國家的人們,進行彼此聯盟的一種新的可能性。傳統依照國家或地域壁壘設立的制度將漸漸崩潰,從這五年來台灣電影界各種合製影片的出現(例如:中外合資的「海上花」、「洞」、「望鄉」,兩岸合作的「花橋榮記」、「鴉片戰爭」,台日合作的「星月童話」、台灣導演投入世界市場的「理性與感性」等等)、各種新影城與行銷管道的開發與經營(例如華納威秀的跨國勢力介入、嘉通錄影帶在台結盟、日本新力公司併購台灣超視等等)、以及各種全球流行影片的同步翻版與同步行銷(如「花木蘭」、或「七日怪談」與「驚聲尖叫」、「情書」與「電子情書」等等),都不啻說明了台灣電影的全球化現象。 舊的電影法與市場規則,將因為全球化的增強,出現利益轉變的陣痛,也將出現官商民爭辯不休的尷尬窘境。這五年來,台灣內部創作者、片商、以及官方之間的糾纏爭鬥,正是全球化過程中,文化與商業利益出現板塊衝擊的徵兆(例如:輔導金分配的衝突、「金馬獎」等大小影展競賽的權力衝突、「魔法阿媽」等片爭取電影映演條件的衝突、蔡明亮等之影片或演職員國籍認定的衝突等等)。除了堅持公正公義與文化創作為先的立場外,我們更應該關心的是,這全球化的大洋流將造成什麼樣的未來:是將台灣拉向一個被強勢文化(好萊塢)同質化的下場,將台灣收編入好萊塢新媒介帝國的之疆域內呢?還是趁著國家力量的消失與跨文化(transculturation)、創生(indigenization)、和混雜(hybridity)的多元世界的出現,台灣電影可以走出一個前所未有的寬廣的文化空間? 「聚合化」顯示出新科技的發展趨勢,將徹底改造電影。下個世紀的電影很可能沒有膠捲、沒有影棚、沒有布景、沒有放映機、沒有影院。電影將化身在有無線電視、私電視與公電視(機場、酒吧….)、網路電視、手機、電子書頁、個人資料簿(PDA)、網際網路、電玩與多媒體、甚至足球場上的超大屏幕或雷射投影….之中。從生產(數位生產、虛擬影像)到行銷(跨媒體整合行銷)、到消費或重組再消費(影像單位化、資料庫化與重拼貼化),電影都將走出舊世界。新世紀的影像世界將如老布恩迪亞的馬康多村那般的新,許多影像發明都還來不及有名字,以至於我們陳述時,必須用手去指。這五年出現在台灣電影院的「風雲」、「中華英雄」、「厄夜叢林」、「第五元素」、「星際大戰」衛星版、台大研發中的網路電視與電影….都只是這媒介聚合時代的一小步罷了。整個電影世界將快速向前衝。從生產的材料到創作的類型語言都將跨越過去的習慣。以往認定的電影界線,將越來越模糊;教科書上的種種電影定義,也將越來越混亂。新的電影形式誕生中,舊的電影形式可能成為下世紀博物館的遺物。 而在這充滿未知的新世紀來臨之前,讓我們再一次回顧這世紀末,台灣電影最後的讚美或喟嘆吧: 一九九五年,台影慶祝成立五十年,四年後,台影結束營業。同年,台南藝術學院著手規劃電影所,焦雄屏成立台北電影中心推廣國片,侯孝賢完成「好男好女」。 一九九六年,李安「理性與感性」獲金球獎;侯孝賢「再見南國、再見」、王童「紅柿子」、蔡明亮「河流」、吳念真「太平天國」、易智言「寂寞芳心俱樂部」、林正盛「美麗在唱歌」、王小棣「我的神經病」、張作驥「忠仔」等影片或開鏡、或殺青。而資深導演李翰祥病逝北京,國片的華麗時代結束。 一九九七年,徐立功成立縱橫國際公司,籌拍電影與電視;焦雄屏為中視籌製電影紀錄片。人類學者胡台麗完成「穿過婆家村」,首創紀錄片在商業戲院售票放映之紀錄,成績斐然。同年,資深導演胡金銓、白景瑞相繼病逝。 一九九八年,台北華納威秀影城開業,台灣電影映演與觀影娛樂模式走向全球化時代;而同時,頗具歷史的寶宮戲院悄然停業。年底,「台灣電影創作聯盟」成立,勞動者走向團結的道路。 一九九九年,兩國論震碎兩岸三地電影合流的夢,兩岸電影再次分道揚鑣。同時,侯孝賢「海上花」在巴黎大放異彩,張作驥「黑暗之光」勇奪東京影展大獎。布袋戲電影「聖石傳說」炫麗全台,台灣電影向多元的新媒介時代挺進。而同時,象徵當年台灣電影起步的「養鴨公主」唐寶雲悄悄離世。 舊的時代、舊的電影夢,漸漸走入歷史,新的時代正向我們走來。這個新時代,充滿變數,無可預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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